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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敏感性案件的司法对策

发布时间:2016-04-13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凸显期,特别是随着盘县经济的不断发展,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增大,新类型、敏感性的案件不断增多。如何妥善处理好敏感性案件,是长期困扰立案法官和办案法官的一大难题,也是司法实务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不管是在实务界还是在理论界,对此类案件处理对策的研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针对这一现状,笔者从审判实务入手,在回顾近年来发生的若干社会敏感度较高的案例的基础上,谈谈体会和建议,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商榷,希望有一点参考价值。

  一、敏感性案件的概念

  敏感性案件,并非一个法律术语,立法与司法均未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也未将其作为一种案件类型来划分。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所谓敏感,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外界事物反应很快。顾名思义,敏感性案件从字义上来解释就是指能够对人们的生理或心理产生迅速、强烈反应的案件。笔者认为,较一般案件而言,敏感性案件应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之一或几个特点兼具,能使人们产生强烈反应。一是群体性,即一个案件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或案件的处理结果会对众多的人产生利害关系或影响;二是社会性,即案件的处理会对社会产生普遍性的影响,造成较强的社会冲击;三是关注性,即社会公众或媒体对案件高度关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容易引发公众或媒体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进行评价和议论;四是政策性,即案件本身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深,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因素,需要法律与政策相互结合共同作用才能解决或需要政策来加以调整;五是政治性,即案件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或案件中牵涉到政治性的因素,政治敏感度较强。

  二、敏感性案件产生的原因

  敏感性案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层次社会矛盾、利益冲突的激烈反映,是社会发展和立法、司法发展之间矛盾的突出表现,其中蕴含了法律与政策、社会发展与社会体制变革、权利保护与社会管理等多种矛盾的冲突和协调。从当前我国的社会现状看,产生敏感性纠纷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受益不均是造成敏感性纠纷的基础性原因;二是社会政策调整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三是在社会转型中政府管理行为失当与部分社会纠纷的产生有直接联系;四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权威及控制能力相对减弱降低了社会纠纷发生的抑制力。

  三、敏感性案件的类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类案件属于这一特定时期的敏感性案件:一是涉及特殊主体的案件。一种是案件主体一方或各方人数众多,即群体性案件或集团诉讼案件。由于群体性案件涉及面广、规模大、对抗性强,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极易产生“连锁反应”,如没有得到很好的疏导与解决,可能诱发和积聚起较大的社会破坏力,酿成更加剧烈的社会冲突。还有一种是案件主体身份特殊,如涉及企业用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容易影响外界的评判或议论;二是在一定范围内有较大影响或媒体、公众关注的案件;三是双方矛盾尖锐,可能引起矛盾激化,引发斗殴、自杀、上访等突发性事件的案件;四是由于重大的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实施所引发的案件。如因企业破产、重组等引发的劳动争议、职工安置补偿案件,征地、拆迁引发的安置补偿案件等等。

  对盘县法院近期涉及的敏感性案件进行归纳,主要有以下类型:1、因高路公路、铁路施工建设造成附近农户财产损害引发堵路、妨碍生产等群体性事件,如滑石因贵州水盘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修造隧道造成高连康等农户受损引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27案;2、部分国有企业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用工不规范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如马达友等人与贵州省烟草公司六盘水市公司劳动争议24案;3、企业因破产、整合引发的纠纷,因政府招商引资不规范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如全江公司各种类型数十件案件;4、大型煤矿在行使采矿权时对周边农户造成损害而引发群体性纠纷,如盘县大山镇小雨谷村1-5组共有493户村民因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采矿过程中引起房屋受损而发生纠纷;5、房开商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恶意毁约及违约延期交房,不办理过户手续引发的群体性纠纷;6、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因工龄确认引发的群体性纠纷案件增多,涉及黄照郎、段学达等63人。7、部分企业为追求利润,销售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引起的群体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增多。自2009年以来,先后有300余户反映因使用盘县刘官福荣砖厂生产的矸石砖而修建的房屋不同程序受损,与福荣砖厂产生纠纷,并经县、乡两级政府多次协调未果。

  四、处理敏感性案件的司法对策

  在现实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纠纷在我们的身边不停地发生着,其中不乏敏感性案件。如何采取不同的手段排除与抑制敏感性纠纷的发生与扩大,是困扰司法的一个难题。对于敏感性案件,除了采用普适性的司法对策外,更应该探寻有别于一般案件的司法策略,以利于案件的妥善解决。

  (一)增强司法敏锐性

  敏感性案件的形成往往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特殊性决定了司法在面对此类案件时要站在当前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下来考虑,树立全局性、前瞻性的观念,从三个层面增强司法的敏锐性:第一个层面——主动意识。即善于把握先兆,做到事前预判,增强对社会纠纷信息全面了解与掌握的能力,提高应对与处置敏感性纠纷的主动性。对社会热点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适度提前介入,深入研究应对措施,增强预判力,做到事前全面了解敏感性案件的发展走势,掌握应对与处置的主动性,做到提前消除纠纷、平息冲突、缓和矛盾;第二个层面——能动意识。即疏通诉求受理渠道,强化立案审查,积极寻求解决敏感性案件的最佳途径与方式。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司法对社会矛盾介入的深度和广度正逐步扩展,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也逐步向更宽的领域延伸。但司法作用的凸显并不意味着更多数量的纠纷必须诉诸于司法的途径去解决,司法作为众多的社会调控手段之一决定了其能力发挥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表现在立案受理阶段,要避免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避免对于敏感性案件一律不予受理,将大量矛盾滞留于社会;二是避免对诉至法院的案件不加审查,一律予以受理,特别是对于那些司法无法解决也解决不好的纠纷予以立案受理后不仅会造成司法工作被动,也不利于纠纷得以迅速妥善解决。因此,对于敏感性纠纷案件,要发挥能动意识和作用,从案件类型、法律背景、社会背景和司法自身体制的适应性的不同加以甄别,正确把握案件管辖和受理时机,尝试通过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以最佳的方式妥善处理敏感性案件;第三个层面——服务意识。即司法审判要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增强解决敏感性案件的实际效果,做到定分止争、平息矛盾,达到司法服务和保障大局的目标。

  (二)注重司法效果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无疑是司法效果的最佳体现,也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特别是在面对敏感性案件时,面对特殊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法院既要通过适用法律厉行法治,又要在法律适用中反映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法律效果更多地侧重于对法律标准的常规适用,反映了法律适用的一贯性和恒定性;社会效果更多地侧重于针对特殊情况的政策考量,反映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实现公平正义是司法的至高理想,但现实中对法律的适用却面临着众多的可变因素。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考虑正义价值的同时,又要考虑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价值。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无论是现代法律制度还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都处在形成和塑造之中,各种各样的矛盾纷繁万千,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性案件时有发生,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敏感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往往容易发生不一致,此时如果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比如一个判决导致了一家工厂破产,引起大量工人失业,甚至引发局部骚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效果具有更大的价值,我们应该放弃刻板执行法律的做法,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在谈到灵活适用法律的问题时,我们也应当强调的是司法对社会效果的判断不能恣意专断、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否则,社会效果就会成为司法者玩弄法律游戏的工具。

  (三)发挥司法智慧

  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智慧有很多用武之地,尤其是面对敏感性案件时,善于运用司法智慧尤为重要。司法智慧是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和其他综合知识解决司法问题的能力和艺术的展现。如何将已有的知识与当下的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不仅是对法官个人智慧的检验,更是对法官社会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理解的考验。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必须反映社会需求,适应社会需要,这就决定了法律适用不仅要进行逻辑上的推演,还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和运用社会经验,使逻辑与经验有机结合。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不乏审时度势,运用司法智慧,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可以说,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智慧的运用对于法律本身的正义及其被信仰并不会产生阻碍作用,而在面临敏感案件的困扰时,通过灵活、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取得预期的效果,达到社会或案件当事人对实质正义的认可,法律的正义便得到了实现。当然,如何运用司法智慧,不仅给作为司法者的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也是司法的努力方向所在。

  (四)注重司法调解

  调解是我国司法的传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都被赋予“东方经验”的美誉。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亚太首席大法官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让“东方经验”重放光彩》的演讲,极具权威地肯定了调解的功能和价值。敏感性案件与常规性案件相比,冲突性更强、审理难度更高。此时,如果一味地追求分清责任是非,作出泾渭分明的裁判,必然出现赢家和输家,导致的结果不一定使纠纷得到化解,难免造成案结而事难了,有的甚至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上访、闹事等过激事件,司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而调解则具有模糊性和妥协性的特点,通过调解促使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矛盾纷争,可以使争议各方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实现双赢,案结事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运用联动机制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存且不断完善的今天,司法以其稳定性、权威性、彻底性和强制性而居于解决纠纷的中心,但这决不表明司法在解决纠纷时就可以"包打天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程序的严格性,使其不可能成为所有纠纷的最佳解决方法。敏感性案件在形式上虽然表现为司法问题,但究其本质而言则是社会问题,要妥善处理敏感性案件并非仅依靠法院或某个部门就能解决,往往必须通过多部门的协作。在审判实践中,相当多的敏感性案件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权利义务关系,更多的是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完全可能通过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或借助其他力量来加以解决。罗干同志在2006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善于依靠政治优势化解社会矛盾,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对于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棘手的、敏感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司法可以借助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等外部综合手段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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